这几天，我很困惑，为什么 WeWork 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遇到困难，以及被人否定。

国内的共享办公、创客空间、孵化器、加速器等领域，比WeWork要早一年多经历生存危机，这也是因为它们相对更混乱和缺乏竞争力。

以前，民间或有政府扶持的各种“共享办公”在各大写字楼、高校及开发区纷纷挂牌。在此类创业浪潮最红火的时候，其它一些“卖水”的生意也纷纷涌现，如办公桌椅、绿植甚至宠物猫狗的交易。

中国的各种共享办公类服务，基本都可以归结为做“二房东”的，既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也没有知名度。遇到不景气，随着大量创业公司自身的倒闭，这些配套业务也会跟着收缩和消亡。

但WeWork总有一种能力，让人觉得它会成为那个例外。

此前我曾经想：在共享办公空间领域，如果别家做的不好，那可能还是它们自己的问题；如果连WeWork都不行了，那才能怪到整个行业身上。

实际情况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完全不同。The Verge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很多报道综合起来，就是创始人亚当·诺伊曼一家子在努力维护一种画皮一样的表面光鲜。这家公司并不能用它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外表，和频频举办的鸡尾酒派对、万圣节之夜、内部观影等活动，来构建国内同行一直苦苦寻求而不得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

但问题是，我们已经经历过Theranos——而放眼创投圈之外，更是有过让套中人羞愧难当的麦道夫庞氏骗局。要是WeWork果真如现在的报道所说有这么大的问题，为什么我——以及其他很多人——却没有第一时间看出来呢？或者，我们可能看出来了，却没有坚定信念地唱衰呢？

很多报道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，反而让我自己看起来，越来越像个无法发现“房间里的大象”的傻瓜。直到我开始看在IPO尝试之前写WeWork的文章为止。

打开2018年6月6日《连线》英国版的一篇稿子，那是一篇很标准的探营式文章，是按照“正面报道”的样子来写的，也是我们所有人当时看WeWork的那种感觉。

https://www.wired.co.uk/article/we-work-startup-valuation-adam-neumann-interview

看的过程中，我既释然——自己不是最蠢的那一个，也恍然大悟——我们现在已经淡忘了WeWork带给过我们的感动，而正是这种感觉，让当年的人们毫不怀疑它虚高的估值，和现在看来空无一物的承诺。

就像恋爱中若是遇人不淑，你会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瞎了眼一样。如果你投入资金或兴趣到一家后来被剥得精光，露出“画皮”之下本色的初创公司，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懊悔。

对WeWork来说，现在它所经历的“剥皮”过程，其实就是用传统的空置率、现金流、租约期限、回款等数据来评判WeWork的地产生意。这是强迫一个艺术特长生去考文化课——把它实际上最不擅长的地方，跟别人（它招股书提到的最大对手IWG）擅长的进行对比。

你还不能说这对它不公平，谁让它想要上市呢？一个人最丑的照片可能在ta的身份证上。一台手机最难看的样子要去工信部网站里找。而IPO就更是这样一场剥去所有衣服和卸下所有妆容的“公开处刑”现场。

你无法想象一家传统的地产企业，给办公室做了精装修之后就能变得跟WeWork一样吸引人（看看地产商们出品的Soho3Q和优客工场吧）。就好像每个说要复制硅谷（包含中关村）或再造香港的城市，最后都只能做回它们自己。

事实是，只有WeWork同时存在充满仙气的创始人，不讲究投资回报的政策，和不按套路出牌的运营法则时，再跟精装修和国际范儿的运营结合起来，才能维持这种现实扭曲立场。在中国，WeWork的外企身份就更是婆罗门一样金贵，其它国内创业者很难轻易企及。

也就是说，WeWork长期以来供给的并不是那些办公桌和会议室，它卖的是气氛、满足感和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参与感。

诺伊曼对《连线》表示，最初企业们来WeWork是为了短期租约，但现在它们开始为了这里的文化而来。